| 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推动中国经济的，还是城市化背景下投资驱动的“推土机”，而创新驱动只是一辆“玩具汽车”而已。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投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就需要改革。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几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比较官方的提法是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几乎也成为从政界到学术界以及经济领域的日常用语。然而，中国经济真的唯有通过创新驱动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解决诸多结构性问题吗？
城市化水平揭示创新驱动“马力不足”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多个阶段，那么，在不同阶段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很多，但总可以找到一个主要动因，如大量廉价劳动力、FDI、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众多因素其中之一。当今全球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前三个阶段都是经济处于成长阶段，而富裕驱动阶段则意味着国家已经走到经济衰退阶段。
按照他的观点，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美国、德国、瑞典则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则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如下：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就中国而言，过去10年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2011年也在9%以上，无疑是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显然，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因此，简单地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至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以生产要素驱动为主还是投资驱动为主，实际上还是容易判断的：即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故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
但是，从目前不少省市所提出的发展战略看，都期望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转型，这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何来创新驱动呢？
我们不妨比照一下日本在1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1975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即便是最落后的北海道，城市化率也达到70%。自1975年步入创新驱动阶段之后，GDP增速回落到7%以下，大致在2-6%之间。韩国也是如此，200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而2002年之后的GDP增速则降至7%以下。如果再比较一下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可以发现日本最贫困的5个县与最富裕的5个县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有1.6倍，而中国则在10倍以上。
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创新驱动显然还只能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尝试，对于全国而言，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
投资驱动能否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
中国经济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已经对投资拉动模式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尤其是地方债规模的突飞猛进，已经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未来的投资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资产泡沫的不断堆积，如中国目前城镇与农村房地产总市值占GDP比重接近3倍，而美国在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时该比重为3.16倍，日本在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为4.61倍。可见，中国在应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方面虽然措施较多，且银行信贷中与房地产关联的部分比重不大，但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依然存在，其对未来经济的负面贡献也日渐凸显。
若单纯从区域经济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中国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的角度看，中国未来无论是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投资前景都是不错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活动已经导致产出率过低的现象，说明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以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为例，如从1995年到2011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提高到了24%，中部从16.5%提高到27%，唯有东部沿海，从58%降至48%。这说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战略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山东—无一例外都在东部沿海地带，其中广东以4.07的高产出遥遥领先。低于2的，则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如吉林、宁夏等（附图）。
政府主导投资的弊端实际上在2009年的“两年4万亿”投资中已经暴露无遗，按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陡增62%，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于是，在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其中明确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即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表示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并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首次提出“促进经济增长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然而，从“新36条”的实际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并没有延续2010年的“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提法，对鼓励国退民进的具体做法作进一步指导。这其实容易理解，因为改革往往需要倒逼推进：中国的国退民进始于1998年，其中，国有企业退出规模比较大的是在1998-2002这四年间。1998年是国有企业亏损面最大的一年，当时国家采取“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政策，可谓是局势所逼。如今，整个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颇为良好，而且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达到超1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让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退出投资或经营显然勉为其难。
所以，按通常的逻辑，投资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还需要若干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恶化过程。今后，随着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扩大，政府部门债务压力的增大，政府投资能力将不断削弱，只有通过拍卖国有资产来维持财政平衡时，社会投资由民间主导的时代才会到来。但到那个时候，恐怕整个社会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要让经济增长可持续——创新不能替代改革
2012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已越来越多，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如温州等地的高利贷导致民间债务水平大幅提升，房地产销售低迷导致房地产企业等债务率的上升，而地方政府及铁道部等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大幅上升；二是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银行与实业对盈利的切分以及政府、企业与居民储蓄之间的不均衡等；三是经济高增长、货币超发带来的资产泡沫；四是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五是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这些日益严峻的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若一言概之，就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尽管我们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于市场化程度达到怎样一种地步，却无现成的理论依据。比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至今未触及存款利率上限。因此，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堆积、银行利差水平居高不下、地方债规模的膨胀等，应该与中国长期实行存款低利率政策有关。当物价、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不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而波动时，市场就容易被扭曲；当行政管制过多、某些行业进入受限时，垄断和腐败就容易发生；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过于自信，调控力度过大时，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
面对内需不足、资源瓶颈、能耗过大等经济转型的困难，我们看到188体育投注：的口号是创新驱动，而创新的主导又是政府，各地方政府都在设计创新规划、创新考核目标。而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另一位管理学大师波特也认为，当一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政府应该淡化其作用，最好能做到无为而治。
而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又在忙什么呢？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可见，目前存在企业家热衷于玩资产游戏、“以钱炒钱”。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企业用工成本、融资利率的大幅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难以缓解，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更大。
如果企业家连做实业都无兴趣，如何来进行生产流程、工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呢？故首先要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如果金融领域的回报率远远高过实业的回报率，且存在操作简便风险不大的机会，那么，企业家为了追逐短期的高额收益率，其创新动力显然还是不足的，只有整个社会的平均回报率水平显著下降，社会的公平性、透明度提高，企业才会专注于实业投资，才会形成企业家乐于创新的氛围。但只有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降低社会的资金成本，只有营造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政府不干预市场，才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目前，政府部门乐于做的事情是制定扶持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发展的各种规划，提供鼓励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和财税支持政策，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规划的制定与鼓励措施的提供，与实际操作和实际效果又是两回事，无法让企业摆脱经营中面临的真正困难，如融资成本的不公平，民企的融资成本高于国企；竞争条件的不公平，多个行业存在民企进入壁垒；权力部门的办事效率问题、透明度问题及寻租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存在，虽其各有差异，但都导致企业经营的隐形成本难以预料。
这样看来，经济社会的改革，也是创新的前提，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坎。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看，任何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拖而不改，则该领域的问题就会不断堆积起来，给经济运行造成很大阻力。有些领域短期内不改革，似乎不会对经济运行马上产生负面效应，但长期的负面影响会很大。因此，改革肯定会付出成本，但不改革所导致的成本会更高。
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服务业规模还没有达到合理的比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故这个时候推动中国经济的，还是城市化背景下投资驱动的“推土机”，而创新驱动只是一辆“玩具汽车”而已。故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投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就需要改革。 |
